十八世纪，随着西方殖民入侵，由此发现失落的两河文明，揭开了一段辉煌的上古史。在泥版文书上，西方学者破译了很多惊人的先进知识，其中之一就是天文。
根据泥版文书记载：苏美尔、巴比伦等文明，他们绘制的星象图，与现代星相图几乎毫无二致；他们对太阴月时间的计算值，与现代比只差三分之一秒；据说，苏美尔人还发现了冥王星（现代发现时间为1930年），还声称太阳系存在12个星体.......诸如此类层出不穷，让人不得不惊叹。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东方，最迟在距今8000年时，中华民族已经观象授时，与苏美尔人一样仰望星空，从而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古代天象资料。前几年，中国考古发现5000年前的星图，记录北斗星的一个重大变化，印证了中国历史，但奇怪的是，天文高度发达的苏美尔、巴比伦等却没有记录。
由于农业生产需求，中国先民开始观象授时，而北斗群星在夜空中极其显眼，北半球都可以观测到，于是在漫长的观象过程中，古人发现北斗可以授时，即斗柄东指，天下春；斗柄南指，天下夏；斗柄西指，天下秋；斗柄北指，天下冬。
与中国一样，苏美尔天文也起源于农业需求，但泥版文书上没有发现他们观测北斗星的记录。按理说，北斗星在夜空中极为耀眼，苏美尔人不太可能视而不见，因此泥版文书上没有，或是因为记录北斗星的泥版被毁，或是两河地区并非四季分明，北斗授时对其不太重要，故而对其不太重视。
巴比伦时代，他们比较重视北斗星的观测，泥版文书记载的巴比伦星象图中，他们将北斗星划归为大熊星座，并给它了另一个名字叫“大车”，其中北斗星是七颗。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将北斗星称之为“帝车”，这与“大车”名字意思基本一致。
按照正常理解，北斗只有七颗，即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但根据先秦文献记载，北斗其实有九颗，只是其中辅星、弼星隐而不见了，即“七现二隐”。《黄老经》记载：“第八洞明星（左辅），则辅星之魂精阳明也；第九隐元星（右弼），则弼星之魂空灵也。”
问题在于，由于古人将辅星、弼星视为吉祥之星，见其之人往往会大富大贵，将之进行神话了，而且古人长期只观测到七颗，因此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北斗九星、七现二隐”是不是编造而来的？
2020年，在河南郑州巩义，连续考古八年的“双槐树遗址”，取得了令人震撼的发现，其中之一就是：双槐树遗址中心居住区的九个陶罐，与其相距百里的青台遗址的九个陶罐，与北斗星象一致，确认为“北斗九星图”。也就是说，在距今5300年前，古人观测到的北斗星是九颗。
战国著名天文著作《甘石星经》记载：“北斗星谓之七政，天之诸侯，亦为帝车。”可见，至少战国时已经认为“北斗七星”了。但既然上古是“北斗九星”，那么如何变成“北斗七星”，硬生生的少了两颗？
现代学者分许：上古时期的辅星、弼星应该略微明亮一些，可以肉眼见到，但后来逐渐暗淡，肉眼基本看不到，于是才有“七现二隐”的说法。《河图》记载：“黄帝治，景星见于北斗也。”所谓“景星”，古人眼里的时显时隐的祥瑞之星，符合辅星、弼星的特征。因此，黄帝时期这两颗星的亮度，尽管可能已经不稳，但偶尔依然能够看到。
也就是说，北斗九星应该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逐渐暗淡，最终肉眼不见，于是这一星象才会流传下来。因为如果5300年前突然就彻底黯淡不见的话，那么“北斗九星”的说法就不太可能流传下来。
问题在于：苏美尔文明、巴比伦文明时期，北斗范围内应该出现九颗星星，但为何他们却没有观测到，没有“北斗九星”到“北斗七星”的转变记录，更没有“七现二隐”的记录？到底是不重视北斗星，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