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在山西临汾襄汾县陶寺村，考古发现“陶寺遗址”，无论从陶寺的空间、时间，还是从陶寺出土遗物来看，陶寺遗址都应该是“尧都平阳”。
史书记载，尧禅位于舜，政权较为平稳的交接。既然“尧禅位舜”，说明两人相距不远，或者就在一处，不太可能出现山西的帝尧，禅位给山东的帝舜。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转述汉末应劭的观点，认为平阳“尧舜并都之也”。如此，似乎舜都也在陶寺遗址！
问题在于，陶寺遗址是尧族大本营，舜入主陶寺的话，必然侵害尧族利益，那么尧族其他人、帝尧之子丹朱等如何罢休？根据清华简保训的记载，现代科技发现异常，帝舜之都应该是相距陶寺遗址不远的周家庄遗址，而陶寺遗址由帝尧之子丹朱继承，如此也就难怪古书说“舜求地中”、以及尧会禅位于舜了。
新中国以来，在晋南地区，考古发现大约500座龙山文化遗址，其中超大规模的中心聚落，一处是临汾襄汾陶寺遗址，一处是运城绛县周家庄遗址。其中，周家庄遗址规模高达500万平方米，比陶寺遗址相当，始于仰韶文化晚期，但主要是以龙山文化为主。
在距今4300年到大禹之前，中原一带最强的两大势力是尧舜，故而才有“尧禅舜”，如果相隔太远，两者也就很难打交道了。儒家说舜出身贫寒之类，在“王侯将相真有种”、“枪杆子出政权”的时代，那样的人不可能一跃成为帝王，因此舜应该是一个强大部族的首领。既然这样，陶寺代表帝尧、帝朱（丹朱，帝尧之子），那么周家庄是不是代表帝舜？
周家庄遗址主要辉煌期在龙山时代，即距今4300年后开始迅速发展，位于运城盆地，与陶寺所处的临汾盆地相邻，两个遗址相距40公里，因此陶寺与周家庄基本处于同一时空。
其中，史书说帝舜活跃于冀州，春秋时运城河津县还有“冀国”，古书说“两河间曰冀州”，现代考证古冀州其实在晋南，即位于汾水与黄河之间，周家庄遗址、陶寺遗址都在这个范围。
另外，与舜相关的是“虞”，而商周古虞国都在山西运城的夏县与平陆县一带，相距周家庄遗址不远。
因此，无论从周家庄遗址规模，还是从其所处时空，以及“虞”的地望来看，陶寺与周家庄应该分别代表史书上的尧舜。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科技在研究周家庄遗址、陶寺遗址、濮阳西水坡遗址时，发现一个共同的特殊现象，进一步表明周家庄遗址就是舜都。
清华简保训记载“昔舜久作小人，亲耕於鬲茅。恐，救中”，其中“救中”是因为“地中”有变，需要重新测得地之中央，作为王都所在，后来舜求得了地中，于是尧禅位于他。
所谓“地中”，就是地之中央，《周礼》记载是“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荀子》记载“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因此“地中”关乎政权合法性，不折不扣的政治正确。
舜还是“小人”时，陶寺遗址才是政治中心，但“恐，救中”说明陶寺遗址已经不是标准“地中”。那么舜接位后，岂能还在陶寺遗址？因此，舜都不应该在陶寺遗址。
问题在于，舜都不在陶寺遗址，那么应该在周家庄遗址吗？现代科技发现异常现象。
周礼记载“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即夏至日的正午日影长度一尺五寸之地为“地中”，但这是周朝地中标准，那么尧舜时代的地中标准是多少，舜以什么标准“救中”？周髀算经中的地中标准是“一尺六寸”，而陶寺考古发现的木胎漆绘圭尺，刻度中有一个非常突兀的第11格刻度，从头端到此刻度39.9厘米，学者研究发现折算近乎1.6尺，因此尧舜时代的地中标准是“一尺六寸”。如此，就出现了极为异常的一幕。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距今6500余年，考古发现最早的“立表测影”证据。现代科学研究表明，西水坡位于北纬35°44′50″，陶寺遗址位于北纬35度52分，周家庄遗址位于北纬35.492085，三个遗址竟然几乎位于同一纬度，说明夏至日影长度基本一致，那么陶寺、周家庄与西水坡纬度近乎一致，是巧合还是特意选择？
临汾盆地、运城盆地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建都，而陶寺遗址、周家庄遗址却偏偏与西水坡遗址基本处于同一纬度，所以应该不是一个巧合，而是特意如此选址。
由此来看，西水坡遗址在上古可能有着特殊意义，留下了极为特殊的文化，上古很多势力以其夏至日影为地中标准。陶寺遗址更偏北，夏至日影更长于西水坡的，或许这就是被发现后的“恐，救中”的原因，而周家庄遗址更接近西水坡纬度，夏至日影长度与之更趋于一致，无疑更符合“地中”标准，故而“舜得中”。如此，也就进一步表明周家庄遗址才是舜都。
如今看来“地中”之说荒谬不堪，但在上古却关乎政权的合法性，后来夏商周一直到元明，“地中”文化虽然逐步削弱，但还一直存在，比如元朝都城在北京，但在周朝后的地中嵩山告成镇建立观星台。因此，帝尧禅位于舜，本质上是权力中心的转移，应该与双方实力对比、诸侯人心向背等有关，但无疑也与舜都周家庄遗址更接近“地中”、以及“舜得中”不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