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员的晋升机制在制度上相对严谨，总体遵循布阶和循序渐进的原则，避免了滥提、乱提等现象的发生。然而，总督这个职位却显得与其他官员略有不同，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总督是否能直接晋升为正一品大学士的疑问。
总督在官制中的原始品级是正二品，通常被称为从一品的大员，但实际上，在吏部官方档案中，从一品的职位只包括协办大学士、尚书和左都御史，而各省的总督并不被列入其中。总督的品级被称为“正二品加从一品衔”，并不能等同于从一品大学士。
清代官制规定，官员的晋升应按照各自品级逐级提升。例如，正七品的知县升迁时，按照规定通常会升任从五品的散州知州或从六品的京县知县。总督的晋升路径则显得更为复杂，没有明确的规定将其直接提升为大学士。这一情况导致了总督的晋升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需要皇帝亲自安排，因此并未纳入吏部的明文规定之中。
总督晋升的情况多半为尚书。总督这一职位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地位，因此，大多数官员更愿意担任总督而非留在京城担任尚书。在清代的制度安排下，只有那些表现特别出色并得到皇帝认可的亲信重臣才有机会被调至京城担任总督。这类总督通常是经过在尚书任上的历练，再被提拔为军机大臣，兼任阁员。这一过程如同现代省部级干部享受副国级待遇。
总督在地方上担任要职，因此其调任尚书的情况相对较少。尚书的职位通常由京城的翰林官担任，而工部、礼部等职位则与总督的职责不太相符，因此总督调至京城担任尚书的情况较为罕见。另一类调任尚书的总督是那些年龄较大、政绩不突出、未得到皇帝充分认可的官员。虽然皇帝对他们在地方上的管理还不够放心，但出于对其多年忠诚服务的考虑，也会给予调任京城的机会。然而，这对于这类总督而言，调往京城仅是养老之地，晋升的空间较为有限。
道光时期以后，总督兼任大学士的情况逐渐增多。此时，清朝通商范围扩展，地方督抚在外交事务中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一些总督开始兼任大学士头衔，例如两广总督琦善、叶名琛等，他们分别进入文渊阁、体仁阁担任大学士。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湘军崛起，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湘、淮军领袖因其在压制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中的卓越功勋，被封为侯爵、伯爵等高级爵位，并兼任大学士的职位。
总督兼任大学士的情况在晚清时期的内阁大学士中地位已不再那么重要。朝廷给予总督大学士头衔往往只是象征性的，更像是锦上添花。总督这一职位地位与它晋升为大学士的可能性存在一定差距。在晚清时期，曾国藩之流被赋予湘军的功勋，兼任大学士的情况较为特殊。然而，晋升为正一品大学士的总督这一路径，理论上看来仍然相当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