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之后，做了三件大事，即禹征三苗、建都阳城、涂山之会（又称禹会诸侯），其中涂山之会是大禹召开诸侯大会，最终确立了统治地位。
但我们都知道，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想的进入，中外很多学者质疑中国历史，认为史书记载的五帝、大禹、夏朝历史不可信，是古人虚构的传说。
随着史前考古的深入，在填补历史空白之余，也在印证着历史，禹征三苗、建都阳城、涂山之会这三件大事，如今就得到了考古印证。
根据古史记载，黄帝至尧舜禹时，中原与三苗经常爆发战争，尧舜禹都曾征讨过三苗，其中禹征三苗是决定性的一场战争。
所谓三苗，实际上是生活在南方的苗蛮集团，大致范围分布在如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带，与考古学上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分布范围基本相当。其中，在石家河文化遗址中，考古发现了禹征三苗的证据。
1955年，在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考古发现“石家河遗址群”，已经进入青铜时代，拥有类似于文字的刻划符号和城池，后来史家将同时代同类型遗址归类为“石家河文化”，距今5000年—3900年。
关于石家河文化的衰落，学者考古确认：与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一致的时代，石家河文化中晚期之际，长江中下游的各个部落聚集区，几乎同时出现衰落现象，说明石家河文化遭受了一次的外来武力入侵。
更重要的是，考古发现在距今4000多年时，石家河文化中出现了不少河南龙山文化因素。比如，流行于河南龙山文化时代的瓮棺葬，在湖北之前并不存在，但在4000多年时却出现了；石家河文化没有使用玉器的传统，但在4000多年时的土层中，也出土了不少玉器。
由此可见，在4000多年时，河南龙山势力“入侵”石家河，导致后者的衰落，背后反映的是大禹势力征讨三苗，即“禹征三苗”。
大禹治水之后，第二件大事是建都阳城，相传帝舜禅位之后，大禹躲到阳城辞让不就，后来丹朱不得人心，诸侯都到阳城朝拜大禹，于是大禹就以阳城为都。
问题在于，阳城到底何在？在河南登封告成镇，考古发现了“王城岗遗址”，非常符合史书上的禹都阳城。
上个世纪，在王城岗遗址只发现了二座不到1万平米的小城，年代是公元前2100多年还要多，不符合禹都阳城的地位。但在本世纪初，又发现了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确认大城是在小城废毁后建成的，正好是河南龙山文化分期的第三期，大约公元前两千年前后，与史书上的大禹差不多同时代。
根据古史记载，帝尧将大禹之父鲧封在登封嵩山一带，所以鲧又被称为“崇伯”（“嵩”是“崇”的异体字），《国语·周语》中有“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三国韦昭认为，“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也就是说，夏朝兴于嵩山一带，大禹阳城就在嵩山附近。
王城岗大城建造时间，与石家河遗址衰落时间一致，又在嵩山附近，契合史书记载，因此王城岗大城应该就是禹都阳城。
所谓涂山之会，与黄帝釜山会盟一样，就是大禹召集诸侯，在涂山召开大会，确立他的统治地位，一般被认为是夏朝建立的标志性事件。这种会盟的方式，一直延续到了春秋时期，齐桓公、晋文公确立霸主地位时，都是通过召开诸侯大会实现的。
非常巧合的是，在安徽蚌埠涂山南麓、淮河东岸的禹会区秦集镇，考古专家在一个叫“禹会村”的地方，发现了一座上古遗址——禹会村遗址，面积约60万平方米，距今也是在4000年前后，与大禹差不多同时代。
禹会村遗址非常奇特，比如保存有2000多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台基，明显是一处经过人工实施的具有专一性功能的大型盟会场所；还有长达50米并一字排开的35个柱坑，现代学者猜测是用来插旗杆用的；还有附近还发现一些房子，但不是很坚固，基本上属于工棚性质的，使用时间很短，学者猜测是“临时工棚”，供参会诸侯使用。
通过这些细节，可以确认禹会村遗址就是一座会盟遗址，而在距今4000年左右，史书上明确记载的一次会盟，就是涂山之会。
因此，无论从当地村子的地名，还是遗址本身展现的特征，以及史书的记载，都可以说禹会村遗址就是涂山之会的会场，大禹在禹会村举办了诸侯大会。
单一一座遗址印证史书，不足以说明什么问题，但三座遗址都可与史书印证，并能将大禹三件事串联起来，无疑证实大禹并非虚构，建立在大禹基础上的夏朝，也显然不是虚构。
相信随着考古深入，未来将会发现更多的夏朝遗迹，夏朝也将越来越饱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