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皇帝登基后往往会使用新的年号，同时也会铸造新的钱币。在建安十九年，刘备尚未在蜀汉站稳脚跟，也未称帝，就急不可耐地铸造了新钱币，名为“直百五铢”。
这枚“直百五铢”铜钱的直径仅有25mm，重量仅为6.4克，与原来流通的五铢钱相比，几乎没有重量上的区别。然而，它之所以被称为“直百五铢”，是因为铜钱上纵向刻有“直百”两字，这意味着一枚“直百五铢”铜钱可以兑换一百枚五铢钱，实际上，刘备用同样的铜钱从百姓手中获取了远远超过原价的物资。
这一举措必定会抬高物价，引发通货膨胀。刘备作为一个以仁义和爱民著称的君主，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措施呢？
在三国时期，各个势力割据，战争频繁，打仗需要大量财力。曹操为了筹备军队，甚至设立了“摸金校尉”和“发丘中郎将”，专门从古墓中盗取财宝，这成为史上盗墓活动的一个高峰期。然而，蜀汉并没有类似的地理优势，无法像曹魏那样轻松获取丰富的财富。因此，刘备只能想方设法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财政问题。、
除了掘墓，铸造钱币也是一种可行的方式。铜在古代是相对稀缺的资源，因此也被视为财富的象征。然而，直接铸造钱币并不足以解决问题，还需要找到一种方式从中获利。于是，刘备铸造的“直百五铢”应运而生，它的币值相当于一百枚五铢钱，有效地增加了国库的财政收入。
一般来说，占领城市和领土后，军队通常会获得一定数量的战利品，但是刘备新入川之时，遇到了财政问题。这是因为刘备曾经向士兵承诺，如果成功占领川地，国库中的财宝都将分给士兵。这导致了国库财政困难，刘备采取了“直百五铢”的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刘备铸造的新钱币实际上是对百姓的一种剥削，甚至波及到了东吴的经济。尽管刘备被誉为仁义之君，但他铸造的“直百五铢”却严重违背了这一形象。
在蜀、吴两国之间，贸易仍然存在。东吴位于江南地区，相对于中原，这里的社会相对较为安定，贸易活动频繁。然而，刘备的“直百五铢”和孙权的“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等虚值大钱的铸造，对东吴的货币经济造成了不利影响。
为了应对刘备的“直百五铢”，孙权下令铸造了“大泉五百”，并且还不断升级了“大泉当千”。这些虚值大钱虽然有效对抗了刘备的货币政策，但却对吴国的市场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使得百姓不得不用实物进行交易，导致了市场混乱和通货膨胀。孙权的这一举措虽然看似应对了刘备，但实际上损害了吴国的经济稳定。
与此不同，曹操统治的曹魏位于北方，拥有丰富的领土资源，相对来说受到的战乱影响较小。因此，刘备和孙权的虚值大钱对曹魏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冲击。曹操甚至曾试图恢复使用五铢钱，但百姓更喜欢使用实物进行交易，因此五铢钱未能恢复其原本的地位。
刘备的“直百五铢”虽然在当时解决了蜀汉的财政问题，但却导致了通货膨胀，对百姓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与之相比，曹操和曹魏的经济政策相对稳健，没有采取过激的货币政策。在三国时期的货币战中，刘备的虚值大钱无疑是最不厚道的一种做法，这也反映出历史中人物形象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