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尚书记载，周公东征之后，对投降的殷商贵族，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其中，“有典有册”就是记录文献资料的书籍。
又有史书记载，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记录上古之事的书籍，谓之《尚书》，其中有尧舜禹等事迹；夏朝占筮方法为《连山》，周朝的为《周易》，商朝的《归藏》.......以此来看，不仅商朝已经“有典有册”，甚至夏朝、更早的五帝时期，中国都可能已有典籍。
然而问题在于：史书记载秦朝蒙恬首造毛笔，传统认知中春秋始有竹简木简，既然如此，商朝又如何“有典有册”？其实，通过甲骨文研究可知，商朝书写系统超乎想象，远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原始，同时或许也揭开了找不到夏朝文字的原因。
考古发现的商朝文字，分为两种：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甲骨文，属于“刀笔文字”；青铜器上的铭文，属于“金文”。然而，很多证据表明，商朝日常书写的是“毛笔字”。
关于毛笔起源，晋朝崔豹《古今注》卷下《问答释义》记载“蒙恬始造，即秦笔耳（指以兔毛、竹管做笔）。”唐朝李瀚《蒙求》：“蒙恬制笔，蔡伦造纸。”从文献记载来看，似乎秦朝时始有毛笔，但事实并非如此，基本证据有二：
首先，中国人的毛笔史，至少已有4000多年
在石峁古城、陶寺遗址中，都发现类似毛笔留下的痕迹，最明显的是陶寺遗址，发现毛笔书写的两个字（见下图），其中右边为“文”，左边未解，或为“尧”或为“邑”或为其他。
及至商朝，人们并未弃用毛笔，反而继续使用。殷墟出土过一件大理石戈，上面就有清晰的毛笔字，后来又发现一把玉戈，上面也有朱砂写的11个字，这是商人用毛笔写字的直接证据。至于间接证据就更多了，比如部分甲骨文边缘的朱砂痕迹，反映出一些甲骨文属于“先写后刻”，还有一些甲骨文没有刀刻痕迹，反而有朱砂痕迹，极有可能“书而未刻”，或者是一种“练习本”。
其次，甲骨文中的文字，证实了商朝已有毛笔
与西方字母文字不同，中国每一个汉字的背后，往往反映了一段历史，其中书、史（有说史是手执弓钻，有说手执笔）、聿等汉字，就反映了当时书写情况。
尤其是“聿”（见下图），是笔的初文，是手执笔的象形，大概后来主要采用竹子制作，故而上面加了“竹字头”，笔的繁体字是“竹字头”+“聿”。
通过以上两点可见，商朝必然已有类似毛笔的书写工具，秦朝蒙恬最多属于改良（考古已经发现多件战国早期毛笔），犹如蔡伦改良了纸张一样。
如今，考古发现的商朝文字载体，除了青铜器之外，就是甲骨兽骨，再无其他载体，但没有发现其他载体，并不代表不存在。以甲骨文来看，商朝已经进入了竹简或木简时代。
甲骨文中的册字，就是竹木简编串成册的象形，与周代的简书一模一样；甲骨文中的典字（见下图），就是双手捧册的象形。
根据甲骨文记载，商朝有一个叫“作册”的官名，大概职责是在简册上写字、奉命记录国内外事情，职位要求具有一定书写能力。西周时期，也有相应职位，名字叫作册内史、作命内史，其长官称内史尹、作册尹。
因此，甲骨文是与鬼神的契约，需要采用刀刻的方式，但商朝日常性文书，就不需要那么复杂了，应该是毛笔书写的竹木简文书。由于竹木简文书容易腐朽，导致今天考古没有发现，但不代表不存在。
其实，作为存在了六百年的大邑商，统治了庞大的疆域，没有一种相对简易、高效的书写系统，可能很难形成有效统治。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日常不可能不使用毛笔与竹木简。
最后，关于商朝日常的竹简文书，还有两点值得思考：
首先，考证证实商朝存在竹简文书系统，佐证了史书上的商朝“有册有典”，可见中国史书可信度极高。因此，在没有确凿证据推翻史书的情况下，我们应该相信中国史书，比如夏朝。
其次，中国使用竹简文书的历史，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早，甚至可能比商朝还要早。或许，没能发现商朝之前的系统文字，没有发现夏朝文字，原因就在于竹简文书容易腐朽。
总之，竹简文书虽然易于腐朽，但它成本相对低廉，便于较大规模的使用。中国史书上的很多上古事迹，或许并非口口相传下来，而是古人使用竹简记录了历史，一代又一代传承，将三皇五帝禹夏等传承了下来，所以才会出现史书记载河洛之间、“桀都斟鄩在洛州巩县（今郑州巩义市）西南五十八里”的地方，恰好“精准”地发现了二里头遗址等“巧合”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