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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发现秦朝造船遗址,考古发现令人不解:秦朝能造60吨大船?

1975年,在广州市区中山四路一带,考古专家挖出一座秦代造船遗址,大约建造于秦始皇统一岭南时期。然而,对于这一座秦朝造船厂,一些学者认为秦朝大约制造载重25吨~30吨的平底木船,但另外一些学者评价却令人不解。

中国广州网的“秦代造船遗址”一文: 这处造船工场的巨大规模,造船木材的选择及船台的结果形式等都充分表明2000多年前我国造船技术和造船生产能力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当时可以造出宽8米、长30米、载重五六十吨的木船来。

众所周知,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时,所用的船只仅仅130余吨,难道在秦朝时期,中国人就能造出60吨的木船,甚至是战船?更为重要的是,秦始皇建造这些大船,难道是用于跨海登陆作战?

客观的说,中国造船史历史悠久,至少在7500年前,中国人就懂得造船。在浙江跨湖桥遗址中,考古专家就曾挖出一艘小木船,根据碳14测定,这艘小木船距今至少有7500年,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水上交通根据。

到了商朝,《诗经·商颂》中歌颂殷人先祖的《长发》中记载,“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显然,这是说明商朝有过跨海作战的经历,征服了海外领土。部分学者指出,商朝时期中国人就懂得运用风帆,这是中国船只对自然风力资源的首次运用。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船舶制造和运用就蔚为大观了,最典型的是吴楚之战:公元前525年,在吴楚长岸之战中,吴军曾以吴王座舰——大型楼船余皇,作为指挥舰。而且,伍子胥奔吴见到阖闾之后,称“楼船者,当陆军之楼车”,显然说明吴楚都有水军。

显然,秦朝造船技术发达,与一代又一代的积累息息相关,那么经过几千年的积累,秦朝真的就能制造60吨大船了?

其实,上文伍子胥提到的“楼船”,就是古代的大船,载重量超出我们的想象。

春秋战国时代,东南沿海国家普遍设有“船宫”,专司造船,而且商船和战船开始分开,说明当时海外贸易发达。而且在秦汉王朝,都设有“楼船将军”一职。

根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东汉刘熙所撰《释名》中记载,楼分三层,分别叫“庐”、“飞庐”、“雀室”,其中“雀室”是瞭望指挥平台。汉武帝准备征服南越,于是建造大型楼船,甲板上有三层建筑,高10丈(27.6米),大约可载1000人(学者研究判断,有争议)。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征讨南越,大约有百余年时间,技术发展不会过于夸张,由此可以判断秦朝造船情况。显然,从汉朝楼船载重来看,秦朝制造60吨船只并非不可能。

另外,《后汉书》记载,公孙述盘踞汉中,曾打造十层赤楼帛兰船。吴主孙权也曾造大楼船,名曰“长安”,可载战士三千。可见,中国古代船只载重量超出想象,能装3000人的大船,一人按50公斤计算,说明经过400余年发展,中国已经能够制造载重150吨的船只了。

更为重要的是,在广州秦朝造船遗址旁的南越王墓(赵眜之墓,赵佗之孙,南越国第二任国王)中,考古发现的二种文物,佐证了秦朝或许真能制造60吨的大船。

一,在南越王墓中,出土原支大象牙一捆,共5支、并排堆放。其中最大的象牙长126厘米、整堆象牙宽57厘米。学者研究确认,这些象牙就是产自非洲。

二,除了不可思议的非洲象牙,还出土了一批中亚器物,比如产自波斯的银盒。除了银盒,考古专家还发现了异国风情的漆盒、熏炉和深蓝色玻璃片等。

可见,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对外海上贸易非常发达,或许未必远航非洲,换取非洲象牙,但远航波斯,换取非洲象牙、波斯银盒等,却极有可能。如果真能如此远航,那么制造60吨大船,也就顺理成章了。

其实,从考古发现来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早),东南亚海上贸易就极为发达,海上丝绸之路就已经慢慢在形成,由此自然提升了造船技术。

那么,秦始皇为何制造这些大船?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平定岭南时期,当时处在番禺(即今广州)的一支秦军,专门建造了大量的船只,供平定瓯越(大致包括今浙江的温州、台州、丽水等地)所需。这就很惊人了,早在2000多年前,秦始皇就已经实行了跨海登陆作战。

总之,尽管很难100%确认秦朝船只的最大载重,但从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当时未必不可能制造载重60余吨的楼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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