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在广州市区中山四路一带，考古专家挖出一座秦代造船遗址，大约建造于秦始皇统一岭南时期。然而，对于这一座秦朝造船厂，一些学者认为秦朝大约制造载重25吨～30吨的平底木船，但另外一些学者评价却令人不解。
中国广州网的“秦代造船遗址”一文： 这处造船工场的巨大规模，造船木材的选择及船台的结果形式等都充分表明2000多年前我国造船技术和造船生产能力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当时可以造出宽8米、长30米、载重五六十吨的木船来。
众所周知，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时，所用的船只仅仅130余吨，难道在秦朝时期，中国人就能造出60吨的木船，甚至是战船？更为重要的是，秦始皇建造这些大船，难道是用于跨海登陆作战？
客观的说，中国造船史历史悠久，至少在7500年前，中国人就懂得造船。在浙江跨湖桥遗址中，考古专家就曾挖出一艘小木船，根据碳14测定，这艘小木船距今至少有7500年，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水上交通根据。
到了商朝，《诗经·商颂》中歌颂殷人先祖的《长发》中记载，“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显然，这是说明商朝有过跨海作战的经历，征服了海外领土。部分学者指出，商朝时期中国人就懂得运用风帆，这是中国船只对自然风力资源的首次运用。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船舶制造和运用就蔚为大观了，最典型的是吴楚之战：公元前525年，在吴楚长岸之战中，吴军曾以吴王座舰——大型楼船余皇，作为指挥舰。而且，伍子胥奔吴见到阖闾之后，称“楼船者，当陆军之楼车”，显然说明吴楚都有水军。
显然，秦朝造船技术发达，与一代又一代的积累息息相关，那么经过几千年的积累，秦朝真的就能制造60吨大船了？
其实，上文伍子胥提到的“楼船”，就是古代的大船，载重量超出我们的想象。
春秋战国时代，东南沿海国家普遍设有“船宫”，专司造船，而且商船和战船开始分开，说明当时海外贸易发达。而且在秦汉王朝，都设有“楼船将军”一职。
根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东汉刘熙所撰《释名》中记载，楼分三层，分别叫“庐”、“飞庐”、“雀室”，其中“雀室”是瞭望指挥平台。汉武帝准备征服南越，于是建造大型楼船，甲板上有三层建筑，高10丈(27.6米)，大约可载1000人（学者研究判断，有争议）。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征讨南越，大约有百余年时间，技术发展不会过于夸张，由此可以判断秦朝造船情况。显然，从汉朝楼船载重来看，秦朝制造60吨船只并非不可能。
另外，《后汉书》记载，公孙述盘踞汉中，曾打造十层赤楼帛兰船。吴主孙权也曾造大楼船，名曰“长安”，可载战士三千。可见，中国古代船只载重量超出想象，能装3000人的大船，一人按50公斤计算，说明经过400余年发展，中国已经能够制造载重150吨的船只了。
更为重要的是，在广州秦朝造船遗址旁的南越王墓（赵眜之墓，赵佗之孙，南越国第二任国王）中，考古发现的二种文物，佐证了秦朝或许真能制造60吨的大船。
一，在南越王墓中，出土原支大象牙一捆，共5支、并排堆放。其中最大的象牙长126厘米、整堆象牙宽57厘米。学者研究确认，这些象牙就是产自非洲。
二，除了不可思议的非洲象牙，还出土了一批中亚器物，比如产自波斯的银盒。除了银盒，考古专家还发现了异国风情的漆盒、熏炉和深蓝色玻璃片等。
可见，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对外海上贸易非常发达，或许未必远航非洲，换取非洲象牙，但远航波斯，换取非洲象牙、波斯银盒等，却极有可能。如果真能如此远航，那么制造60吨大船，也就顺理成章了。
其实，从考古发现来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早），东南亚海上贸易就极为发达，海上丝绸之路就已经慢慢在形成，由此自然提升了造船技术。
那么，秦始皇为何制造这些大船？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平定岭南时期，当时处在番禺（即今广州）的一支秦军，专门建造了大量的船只，供平定瓯越（大致包括今浙江的温州、台州、丽水等地）所需。这就很惊人了，早在2000多年前，秦始皇就已经实行了跨海登陆作战。
总之，尽管很难100%确认秦朝船只的最大载重，但从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当时未必不可能制造载重60余吨的楼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