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7年的南明内战，李定国和刘文秀的胜利似乎是相当容易的，但我们都忽略了一个人，这个人叫李本高，崇祯年间是舒州的明朝军官，后来投降了张献忠，等到大西军尊奉永历皇帝，李本高又重新成为了明军，被皇帝封为崇信伯，在1657年参与对孙可望叛军的曲靖之战。
关于李本高的参战记录，有关永历朝廷后期明末史料《安龙逸史》是这样记录的：孙可望战败而逃 ，李本高带着数十名骑兵追杀，李本高勇不可挡，引槊直刺孙可望，长槊几乎刺中了孙可望，可望十分惊恐，大声呼叫道：您不是我孙可望的故人吗？您曾受我的恩惠，现在想要谋害自己的主君吗？李本高大声回应道：做了大明朝廷的官，就该知道君臣大义，我没有谋害自己的主君，我只是来诛杀欺君逆贼的！话没有说完，李本高就中箭落马，几乎阵亡，孙可望侥幸逃脱，重伤的李本高被他手下的士兵救走。
但是咱们知道，曲靖大战李定国和刘文秀之所以胜出，相比于李本高而言，有一个更重要的人是绝对不能被忽略的，那就是当时还在孙可望帐下的白文选。明末史料《明末滇南纪略》记载说，孙可望大营驻扎于曲靖城之外的龙华寺左山上“各营安于左右，势如连珠”而二王兵马总数还不到孙可望叛军的一半，明军人有惧色，二王和孙可望约定于九月十二日正式开战，但孙可望回到自己的大营之后就吩咐亲信张胜以及昔日的李成栋部将马宝还有原先的四川军阀武大定三人带领骑兵4000人抄小路偷袭昆明。
心向南明的白文选知道了孙可望的诡计，很明显如果二王还继续傻等约定的日子再开战，那就是在找死。所以白文选趁着晚上带领十几个亲信悄悄到了曲靖城内，向李定国、刘文秀告密，二王闻听此消息大惊失色，于是连夜更改了作战计划，第二天就直冲孙可望大营。晋蜀二王令手下兵马兵分三路，一路以邓子贵为主将，一路以李本高为主将，一路以李如碧为主将，每路人马正兵5000人，两翼各派2000人协助作战，明军发动突袭，最终将孙可望军击败。
晚清有一位学者叫徐鼐，他对明朝末年以及清朝初年的历史进行研究，也留下了一些著作比如《小腆纪年》《小腆纪传》在《小腆纪传》中他为白文选写了传记。
在白文选的传记中，白文选本人在前往曲靖告密之后又露了一次脸，这就是在第二天的战斗之中“定国遂悉师出阵。甫交绥，而文秀之骁将李本高马蹶被杀，定国、文秀色惧欲退；文选怒曰：张胜已 往云南；我退则彼精骑蹑吾后，不鸟散，亦蹂为肉泥耳！死于阵，不愈死于走乎！况马维兴辈必相应也。率所部直冲维兴营。维兴开营纳之，合兵绕可望阵后；定国、文秀继进，大破之”也就是说，李定国刘文秀二人在第二天发动攻击，首战实际上是失败了，李本高因为战马受惊，落马后被孙可望军杀死在马下，李定国，刘文秀二人更加惊慌。
白文选大怒，策马而来呵斥二人“现在后退就等着敌人的战马把我们践踏成肉泥吧！大丈夫应该死在战场上，而不应该死在逃跑的路上！马维兴等人会响应我们的！”然后直冲马维兴大营，马维兴于是打开大营接纳，两军直抄孙可望全军身后，李定国刘文秀两人也趁机发动攻击，这才将孙可望全军击溃。
而《孙可望犯阙败逃始末》中记录这场平叛之战则更为惊险，在这里，白文选在开战之前就带着自己的所有人马叛逃到了李定国，刘文秀一方，告密之人变成了马宝“十九日天未明拔寨而出，列阵相向。可望亦命各营会战；两阵相交，文秀骁将崇信伯李本高马蹶被杀，文秀退回、定国亦为小却。可望乘高山观战，见定国等锐气既挫，命诸营速进；定国、文秀色惧，相谓曰：‘毕竟众寡不敌，不若暂退再议’！文选怒曰：张胜已往袭云南，我兵若退，彼以精骑蹑吾后，我兵不鸟散，则蹂为肉泥矣！尚能归乎？进而死于阵，不犹愈于走而死于马足乎？况彼阵中马维兴、袁韬等皆与我有约，若决志而前，必相应也’。定国、文秀未应，文选乃策马率所部五千铁骑直冲之”马维兴在之前就和白文选有所勾结，而马维兴本来就是原湖广总督何腾蛟麾下的旧人马进忠的部将，自然心向南明，所以孙可望大军的结局就不言自明了。
孙可望战败的消息很快就传回了昆明，皇帝下令将飞报大捷旗插金马碧鸡坊，此时负责偷袭昆明的张胜、马宝、武大定三人推进到昆明城外，张胜见大捷旗之后十分惊讶，急忙询问城外居民，这才得知孙可望战败一事，于是在城外烧杀掠抢，折腾了一宿之后这才退兵，张胜部到浑水塘正巧遇上了回援的李定国军，于是双方展开大战。
马宝、武大定二人将自己的部众引至远方观战，并不援助张胜，所以此时张胜的手下可能也就剩下千把人，但就是这千把人为了活命在此时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几乎将李定国击溃“张胜争归路，拚命死战，定国兵几不支，将 次败走”马宝和武大定发现要坏事，于是用火炮在张胜的阵后开火，然后和李定国前后夹击张胜，张胜这一千多人被李、马、武三军杀死了八九百人，张胜本人单骑逃出生天，后被从前的部将李承爵活捉押往昆明，李定国下令在闹市之中将其凌迟处死。
无论是曲靖城外的血战，还是浑水塘的遭遇战，李定国的胜利都并不轻松。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白文选、马维兴、马宝、武大定这四位将领，朝廷一方都不可能获取胜利，其实应该还算上马进忠，虽然他并未参加曲靖之战，但他参与了后面对于孙可望的追击，在前期也积极和朝廷一方联系。
这场有惊无险的平叛之战终于结束了，但是其恶劣影响却是难以抹除的。正如之前所说，李定国空有一腔热血却并无治国之才，其主政之后，永历朝廷更加腐败，而其歧视孙可望旧部的政策也加剧了南明军队内部的矛盾，为之后的贵州溃败埋下了伏笔。但是这一切悲剧的根源都在于孙可望自身的贪欲和短视，起兵谋反夺取皇位，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本来就不少见，但是在己方阵营心怀叵测之人层出不穷，防线漏洞百出的时候起兵谋反却极其少见。孙可望的恶行不仅让自己从称霸一方的枭雄沦为了的清廷奴才，还为南明王朝掘好了墓坑，真是损人而不利己。
黄宗羲曾经在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战后这样写道“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败之，可望之肉其足食乎！屈原所以呵笔而问天也！”这一大段话其实也是永历后期整个明清战局的真实写照。
